马列主义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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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园先生传略
2016-09-07 17:10  

          

 

周素园同志原名周培艺,字素园,别字树元、澍元。贵州毕节人。1879年农历闰三月初七日诞生于毕节城内钱局坡老宅的一个小地主家庭里。

周素园的父亲周煦,字和生,幼孤,靠母亲做针线活过日子。勤苦好学,“弱冠遂通诗古文法,为名诸生。”以教私塾为业。53岁以后,经部选为两任本省松桃厅训导。晚年赎回了一些田产,是小地主。与顾绩三写成《毕节县志稿》25卷,著有《平彝纪闻》一卷。母亲刘氏,出身于本县富户“刘百万”家,但勤劳简朴,年青时曾读过书,博闻而强记。周素园的父母一生育有子女8人,周素园是第七个孩子。

周素园从小在家中读书,聪敏过人,四、五岁时已能背诵许多唐诗,都是太夫人枕上所口授。16岁以前所学的,都是四书、五经等封建社会中的“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那一套封建的传统旧礼教。

辛亥革命前的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状况

1895年,周素园到大定府(今大方)考取秀才,后为贡生。时当中日甲午之战(1894年),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中国一败涂地,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这对刚满16岁的周素园刺激很大,唤起了他的强烈的爱国热情,深痛平日所学的四书、五经的那一套根本就不够应付环境了。

1897年,清侍郞严修到贵州任提学使,对周素园的学识文章非常赏识,劝他钻研经学。周素园回答说,中日甲午一战中,我国水师丧师辱国。如今是强邻环伺,国家随时都会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境地。我辈还不赶紧寻求改良政治以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路子,难道还要再去做那些咬文嚼字的文章吗?

周素园虽然身在交通闭塞,知识落后,偏僻省贵州的偏僻县毕节,但是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了拯救危亡的中国,周素园千方百计觅取新书,学习新知识。如:清代冯桂芬所著的于1861年刊行的《校邠庐抗议》,该书是提倡新学最早的著作之一;清陈炽著的以论述发展各经济部门为主,也涉及一些经济理论问题的《续富国策》,(该书于1896年刊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清魏源编著的叙述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导思想的《海国图志》(1842年初版);《万国史记》;《万国公法》;《泰西新史揽要》;《时务报》(18977月在上海创办,主编是梁启超);《湘学报》等等。每得到一本就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与志同道合的亲朋好友深入探讨,以扩大自己的眼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学习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科学文化,从而接受了当时国内维新、改革的新思潮。自此,他完成了从一个十分爱国的封建地主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到接受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支持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主张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转变,认为通过对政治制度的改良就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周素园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对封建制度和清封建王朝专制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899年他在《送罗方泉之官广西序》中写道“如今外侮又至,而内政没有完成改革,上下相蒙,买官卖官的现象普遍存在。……天下之人都以为外出做官能谋利,也就习以为常了。一个个读书人都心心念念的想赶紧去做官,都是为了能赶快搜刮民脂民膏,赶紧捞钱为急务,所以人民越来越贫困,也越来越积弱不振。”对于封建科学教育制度,他认为是:“习与用左,仕与学歧”的东西,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

周素园虽然接受了维新派提出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本,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主张,但他认为必须“注意教育以开通人民智慧,提倡实业以抵抗外国的侵略。”他在为闵华甫写给云贵总督林绍年的上书中,建议要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开设官报,举办警察,统一训练新军。并在为闵华甫写给学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庆的上书中写道“日本象今天这样战无不胜的原因是教育开办得好。工商业发展、实业发达工也都是教育开办得好的原因。所以从比较上言,则教育是根本,而其他事都是枝叶。”在上书中并建议:注重德育,讲求医学,普及女校,实行强迫教育,提倡尚武精神,取消科举。

但是,周素园对于清朝统治者企图以变法来掩人耳目,愚昧群众的做法也是非常不满的并对清朝政府所高唱的变法,所实行的新政,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在文章中如是说:“如今社会上都在以开办了某某学堂,在某某学堂学习为标榜,而我担心的是在那些学学里教书的先生也未必真正懂,而学生也不能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如果真上那样的话,又怎么能学习检验知识,开通百姓的心智呢?用这种方法来说教育人,岂不是效仿南辕北辙之说?我看现在所谓有变法,不过是清政府表面上服从大家要改良政治的愿望,并不是真正的要进行变法。不过是政府迫于外国的舆论压力,以变法为幌子先缓缓大众对于政府的不满,而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又可以实行了变法来媚上而已。”在这里,周素园不仅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清朝政府实施新政是假,而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讨好洋人是真;并还预见到“不出数年”政治形势将会发生大变化。

面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怎么办呢?周素园心情非常激动,热血汹涌。他认识到时代赋予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任务,这就是要推翻腐朽反动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于是他下决心要做时势所造之英雄和造时势的英雄。他说:“仆闻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人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已负此巍然七尺;至不能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宁非天地间之骈枝赘疣!仆每念及此,方食失箸,中宵起立,无疾而呻,严冬而汗,诚不知其所以然。”

周素园以满腔爱国热情分析了当时的时势。他说:“溯自甲午一役,吾国腐败之现象,始轩然豁然呈露于五大洲。而千年睡狮乃稍稍破其沉酣之梦。庚子国变,祸亦亟,事亦亟。而欧化潮流亦益澎湃汹涌而不可遏抑。以今日之智识程度较之五年前,则有进矣;较之十年前,则大进矣;厄我者之适以厚我,弱我者之适以强我。异日同胞而立,敢不拜东西大国之赐?”这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欧化潮流”,即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本主义工业化及科学文化迅速发展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周素园分析问题时具有的朴素的辩证方法。

周素园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狼子野心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当时帝国主义才对中国的“瓜分之图,均势之论”已是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而清朝反动政府的统治者还在为了达到自己统治全国以谋取自己私利的目的进行着最后的愚民政策,在那里明明是朝不保夕,还拼命的粉饰太平。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阴谋,周素园深感痛心疾首。他从帝国主义者为争夺中国东北三省的利益而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感到:“若是英、德、法、美也也想要染指中国,实行瓜分。那么中国大陆之上,就再也不会有中国的存在。每次说到这里,都不觉失声痛苦。长夜漫漫,俯仰身世,不能成寐。”他认为:“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只有万众一心,作多方面之努力。”、“吾人欲求救亡之术,惟有一心一德,结合团体,化除私见,共谋公益。”从这两段话中,已经透露出周素园已认识到了要组织革命团体,进行多方面革命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了进行革命活动,他提出了“先论胆,次论识,次论品”的交友、取人标准。并说:“次序若倒置,按之对症之药,实不可易。”要革命,必须具备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因素,这当然也是搞革命最主要的选才标准。

创办贵州第一份报纸——《黔报》

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寻求革命的正确道路,去日本留学是周素园多年的愿望,但因家贫,自费出洋是办不到的。1905年贵州拟派出公费留日学生,他放弃了在普安的职业,到贵阳应考,可是考生必须由尚书李苾园保送。而李当时任贵州全省铁路矿物总公司总经理,于务德楷为副总经理。李、于二人都以贵州百废待兴,他们办路矿公司缺乏助手,希望周素园为社会牺牲个人私利,放弃出国留学的念头,留在路矿公司工作。周素园被李、于二人的诚心感动,毅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出国留学的机会,担任了贵州路矿公司文案之职。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路矿公司的工作很难进展,他就提出了辞职。

这时,于德楷与唐尔镛(字慰慈)酝酿筹办通志书局。于德楷同意出资入股,但是以由周素园任经理为条件。周素园觉得自己不熟悉商业,如果他们愿意以一部分资金创办报馆,他倒是愿意效劳。于德楷、唐尔镛二人都欣然同意。1905年冬,周素园为购买印刷机械和培训办报馆的技术工人,从贵阳去上海。到上海后,他接触了许多留日归国的学生,看到了许多鼓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报,并和一些贵州籍的旅日学生通信,探讨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这对他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大有帮助。1906年冬,他回到贵阳。

1907817(农历丁未年六月初七),经两年筹备的《黔报》创刊发行。周素园是唯一的编辑人。《黔报》是贵州第一家报纸,他的宗旨在于“开通民智”,即鼓吹爱国主义思想,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唤醒群众,推行政治改革。其撰稿人中既有激进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坚持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但是,《黔报》的出版发行,有如一石击破古潭死水,它给贵州许许多多的中下层封建地主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春风,打破了笼罩贵州社会的沉闷气氛。它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它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它唤醒了一切爱国志士的热忱,它为贵州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参与筹建贵州自治学社

周素园到上海购买印刷机器时,好友王子儶给他写信说:“张百麟是很优秀的人物,听我谈起你,他也很倾倒。你回贵阳后,不可不结交这一个朋友。”于是,周素园在回到贵阳后与张百麟见了面。当时周素园的思想只注意办报。张百麟说:“报馆只能算政党的一部分,有了政党,才能发生大的力量。参与政治,也要以政党领袖的资格出现。”在张百麟的帮助和影响下,周素园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投身到当时方兴未艾的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激流之中。

19071027(农历丁未年九月十一),《黔报》第95期新闻栏发表了《瓜分警告》,揭露《日俄条约》、《日法协商》中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张百麟认为创立政党的时机已成熟,发表了建立自治学社的意见书。同年11月,自治学社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正式成立,选举张鸿藻为社长,张百麟负实际责任。周素园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自治学社成立大会。自治学社这个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派政党的建立,一开始就具有很突出的特色:他是以“学社”为名,而以政党为实;因而他取得了官方的批准,但又暗中作推翻清王朝反动政权的准备;他以合法的,公开的活动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又以秘密的活动准备武装起义;他的领导人和骨干既是革命家,又在品德、学识、能力为社会所推崇,而自然成为社会团体的领袖,甚至成为官府参与机密的幕僚。这种情况,在辛亥革命前我国各省中是罕见的。

自治学社成立后,张百麟对周素园说:“你的事太繁,一切琐琐屑屑都由我去负责。只有党的路线要你参加决定,党的事业要你尽力维持,应付官厅,应付社会,你需利用你的地位,为党谋生存发展。”从这以后,周素园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性的群众团体和官府幕僚工作,以推进革命运动。他先后担任了贵州警务公所行政科长、贵州谘议局筹办处书记、贵州商务总会文案、贵州教育总会书记、贵州地方自治筹备处文牍科长、贵州学务公所议绅等等公职。

19097月,周素园由于政见上同唐尔镛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许多立宪派头面人物是《黔报》撰稿人)的尖锐分歧,脱离了《黔报》,以后他将自己写的文章送到自治学社主办的《西南日报》上刊登,这些文章比过去更激烈。

1909年夏秋之交,即开国会运动风靡全国,周素园代表自治学社召集各界开会,被推选为《请愿书》撰稿人。《请愿书》征得贵州各界1753人的签名后公开发表。要求即开国会,颁布宪法。这是自治学社开展的一次争取民主权利的宣传活动。

同年秋,云贵总督李经羲过贵阳。李经羲告诉贵州巡抚庞鸿书:贵州张百麟、周培艺是革命党,应立即抓起来治罪,以防他们煽动暴乱。但是庞鸿书却对他们加以保护,回答道:贵州风气闭塞,哪有革命党。遮掩了过去。

19101月,自治学社发起国民捐运动,以响应当时在天津商会发起的筹还国债运动。这是贵州别开生面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宣传运动。他们用白话文编印宣传小册子广为散发;他们组织街头讲演,“风雪兀立,涕泪交进”,他们暗中的目的不仅是一般口头、文字上的宣传,而是通过这次国民捐运动募集巨款,备军械,练乡团,联合各省,伺机举义。但由于立宪党人的破坏,使他们的计划成为泡影。贵州反动政府当局以他事为借口逮捕了负责街头讲演的陈永锡(号百朋)。自治党人中有的人害怕了,畏缩了。周素园却更加坚定。他对同志们说:“我辈革命死,不革命亦死,等死了要以为革命死为最大幸事,何惧哉!”

由于自治学社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在群众中反响极大。一切爱国的具有革命思想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参加自治学社,分社遍及全省,社员增至10万人。1910年底,自治学社组织上作了改组。以钟昌祚任社长,代表对外;一切活动仍由张百麟统一指挥;另设政交俱乐部,汇集分社调查材料,制定政策和策略,实际是最高干部会议,由周素园任主席。在这以后不久,自治学社通过同盟会贵州支部长平刚的介绍,集体参加了同盟会。同盟会贵州支部的成员,也都参加了自治学社。这时,自治学社不仅自身基础日益巩固,而且已成长为能左右贵州社会的强大政治势力了。

在贵州辛亥革命中的贡献

1911年(农历辛亥年),“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地形形色色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反动的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9月下旬,四川爆发了保路斗争,贵州也继之而掀起反对将四国借款移为建筑贵渝铁路的运动。周素园认为革命时机已成熟,和张百麟、陈永锡等共同商定举行起义,推翻清封建王朝政权。张百麟最初的计划是只依靠哥老会,由懂得军事的自治学社社员为统领,兵分四路,在全省先后发难。俟省城空虚,攻军械局,夺取贵阳。周素园、陈永锡等建议还应联络军界。于是自治学社改变最初的方针,派社员中的坚定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工作。分别联系了军界中的新军、征兵营、巡抚卫队、巡防队;学界中之陆军小学校、教育总会、各公私立学校、警察,以及哥老会等等,以这些力量作为武装起义的基础。

19111010,武昌首义成功,宣布湖北独立。同年1022日,湖南、陕西宣布独立。1030,云南宣布独立。自治学社认为各方面时机成熟,决定新军于114(农历九月十四日)黎明入城,发动武装起义。111,自治学社领导人认为大敌当前,宪政预备会口头上也答应赞助革命,双方妥协,停止两派之间长期的政治斗争。112,周素园同张百麟、乐嘉藻等人到巡抚署劝告巡抚沈瑜庆依从民意,和平地交出政权。沈采取缓兵之计,拖延时间,与其他反动顽固的官僚地主密谋,待他们征调来贵阳保卫贵阳的刘显世部队到达,即按照他们拟定的黑名单,捕杀自治学社领导人。自治学社领导人见到形势危急,决定立即起义。113晚,陆军小学堂学生就发动起义了。沈瑜庆妄图派兵镇压,但已众叛亲离,只得承认贵州独立,交出政权。当晚,在原谘议局升起了汉字大旗,将谘议局改为了大汉贵州军政府。

114,谘议局召开紧急会议,公推杨荩诚为都督;周素园和张百麟、平刚等7人被推选为枢密员。117,经过各派领导人缜密讨论,决议了军政府组织大纲。军政府由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都督专管军事,行政总理主办民政,枢密院赞划军事、民政。大家以周素园政治经验丰富,推举他为行政总理。并将谘议局改为立法院。自治学社在各机构中,不仅人数占优势,而且也取得了主要领导职务,建立了自治学社领导下的,亦即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新政权。

自治学社在贵阳的胜利,引起全省响应。旬日之间,自治学社已控制了全省。但在胜利面前,自治学社的领导人犯了他们自身阶级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错误。他们没有制定和执行什么有利于人民、动员人民的政策和措施,以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他们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权,把军队交给旧军官去统领,对以哥老会组织为基础建立的巡防营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改造和整顿;他们和立宪派的妥协合作,实际上纵容了反革命势力的发展;在他们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和裂痕可滋敌人利用。

191222,根据耆老会头子郭重光的主意,立宪派主要人物任可澄、戴戡等人采取阴谋手段,发动反革命政变,收买一部分军人袭击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黄泽霖的住宅。黄被杀害,张侥幸逃脱。军政府开始瓦解。周素园鉴于贵州已陷于无政府状态,在代理都督赵德全和其他人的挽留下,在改组后的军政府中被留任参议长,以协助都督,参赞机要。政府机关的改组还未走上轨道。31,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等人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率滇军进入贵阳。32清晨,滇军猛攻都督府,军政府被彻底颠覆。在贵阳成立了以唐继尧为都督的政府,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均任要职。他们坑杀贵州陆军,逮捕和诛杀自治学社成员。因为周素园在社会上声望较高,还不敢骤下毒手。

330,周素园的原配夫人肖粹莹在贵阳病逝。刚安葬完毕,彭明之就告诉他,戴戡、何麟书、郭重光等密谋对他下毒手。于是420左右,周素园“委弃三女一子,长方毁齿,幼者犹在襁褓。”间道逃离贵阳,取道毕节入川。从此开始了近10年艰难辛酸的政治流亡生活。这是他在政治上失望彷徨,思想上极端痛苦,经济上十分窘困,在家庭上又遭丧妻失子的悲痛的时期。

贵州辛亥革命失败后政治流亡时期的活动

19125月,周素园到了重庆。夏初,经万县辗转到武汉;冬初,从武汉到达北京。在重庆,得到镇守府的帮助,发出一通电,把贵州自治学社和立宪党的斗争历史,自治学社领导贵州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经过及滇军和立宪派相勾结里应外合颠覆贵州军政府的奸谋,向全国作了详细的揭露。在武汉,见了黎元洪,控诉了刘显世等人在贵州所犯下的罪行;并以旅鄂全黔维持会的名义,或是与自治学社同志联名,由他起草了《致北京政府》、《致国务院》、《致孙中山》、《致袁副总统》等等函电,为自治学社正名,揭露刘显世等在贵州的胡作非为。到北京后,开始是想从法律上解决贵州的问题,多次与自治学社流亡北京的同志到袁世凯的总统府和国务院控诉,当局者置之不理。

1912年末,北京政府成立临时稽勋局,以褒奖辛亥革命有功人员。黎元洪致函该局,为赵德全、黄泽霖请恤,为张百麟、周素园请奖。局长冯自由让自治学社领导人陈述事实,以供参考,大家推周素园主稿。周素园以个人名义写成《上临时稽勋局论贵州革命始末书》,悲壮淋漓,凡数千言。冯自由读之感动,推荐他为稽勋局调查员,委托他专办贵州有关问题。在19131月至4月短短的时间里,周素园通过与在京同志座谈,又通函各方,收集资料,参证异同,写成了贵州稽勋案,交付审议。此提案现存草稿四册,名为《稽勋表册底稿》,约近10万字。记载了自治学社和其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297人的简历和革命事迹,是研究贵州辛亥革命史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随后稽勋案虽由于“二月革命”的反袁军事行动被撤销,但黄泽霖、赵德全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抚恤。惟贵州的戴戡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污蔑周素园捏造事实、颠倒功罪,请递解回籍,交民政长惩办。19135月至10月,周素园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任参议院秘书厅秘书。在此期间,他还组织了“黔人冤愤团”,起草了《黔人冤愤团宣言书》等等文件,控诉刘显世、唐继尧等人在贵州的暴行。唐继尧对他恨之入骨,密告袁世凯,说“冤愤团”是革命机关,被袁世凯明令通缉。11月,被迫离京,经三峡到了四川。周素园在后来的自己所著的《素园书牍·第三卷跋》中对这段经历进行总结,认为“是时亡命初期,妄意社会尚有是非,国家尚有法纪,竭吾力所能,从多方面哀吁而呼诉,顾其效乃甚微。其卒也,寇盗所攘窃而得者,转由中央(指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权)正式加以追认。赣宁军兴,(唐、刘)益日结于袁世凯,东出以压湖南,北窃进而踞重庆,凡所要索,中央皆承命维护。余既寇盗所目为渠魁,又挂名民党,遂为双重罪人,救死不瞻矣(救死不瞻意为至死不顾了!)”

周素园到了四川后,在重庆住了一段时间,得知毕节家中子女无人照料,儿子诚一被烫成重伤夭折。19145月,只得将家眷接到四川泸州小市,在那里和继室肖氏结婚。定居不到一月,刘显世党羽追踪到了泸州,仓皇逃往重庆。在重庆邂逅故交张秉衡,张被委为合川县知事,约他到县署办理文件。他急不暇择,姑往投之。6月,到了合川,为张秉衡办文糊口。9月,张秉衡被戴戡诬为乱党,重庆镇守使派兵到合川逮捕张。在戴戡等还没有发现周素园在合川之际,他赶快避到了汉口,后为亲戚王季和相留,蜇居在汉口英租界,靠借贷度日。

1915年春,周素园从汉口到北京谋职业,但处处碰壁,他在给故交信中写道“以往之事,培艺皆视为过眼烟云,但求糊口,一切不问。”、“目前处境非就事万难支持。然辛亥一役,刺激已深,实灰心于进取。此番来京,迫逼饥寒,亦曾靦颜向人,而所入辄阻,百不一遂。”在京谋职不成,是年6月回到汉口。回到汉口后的情况,他在信中说:“仆穷困羁旅,濒于断炊。非同乡诸君拯我,殆转死沟壑矣。然乞贷为生,又胡可长!”、“室家累人,债台高筑。尤气短者,百病相寻,精神消索,年未四十,而衰象已如六七十岁人。出无机会,处亦困难,去租界一步,即入俄乡”。这两段信对他回到汉口后想谋一份职业都困难,以致家中濒临断炊的情况作了一个详细的描述,并希望能通过友人的介绍获得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事做。在这穷途潦倒之际,周素园又受到意外的打击。1916330,继室肖氏在汉口因难产去世,遗下诞生仅3天的婴儿(四女宁一)。对这时的情形,他在给亲戚的信是悲愤地说:“半月以来,兄日以泪洗面,世界之大,独无我容足之地!”这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对反动政权的悲诉。

19165月,周素园应张百麟之邀请,从汉口来到上海。张百麟在上海得到陈英士的信任,陈英士需要一个很精细的人作助手,张百麟就推荐了周素园,陈英士对周素园表示欢迎。周素园到上海后,约定了和陈英士见面的时间。可是,就在那天下午,陈英士被刺杀了。这种戏剧性的偶然变故,竟不一而足。同年63日,周素园受张百麟的委托,从上海到北京找黎元洪,要黎在倒袁世凯问题上表示鲜明态度。经过3天的奔走,66上午在黎私宅见了面。对倒袁问题黎元洪说“还要考虑”,约定一天半再答复。就在当天傍晚,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了大总统。他在北京停留了3个月,返回汉口。同年末,又从汉口到北京谋事。

1917年初,周素园将4个女儿从汉口接到北京。黎元洪让交通部任用周素园,拖延了很久。到了4月,才被聘为交通部顾问。任职仅仅一月,因交通部长人事变动就被解职。6月,被任命为众议院秘书厅秘书,又是任职才一个月,张勋带兵入京,演出了复辟帝制的闹剧,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他又失业了。于是周素园闭门静坐,研究明史,整理自己20来年的文稿,一家五口靠借贷度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共和复活以还,亦思因缘时会,解决生活问题。无如瞀乱乖桀(瞀乱:精神错乱)。一不得当致今日。而向所希望者又都成泡幻。同是堂堂七尺之躯,乃到处靦颜向人,真汗赧极矣!”到1918年春,在京窘极,已濒断炊。他后来在《自传·身世述略》中写道“记得那年(1918年)阴历除夕,家里是什么都没有。佣媪看不过,关照她的丈夫送了四样菜来。我说‘没有白吃的道理,况且人家也不宽裕,总得开发开发。’搜索半天,还是一文没有。大女儿静一说:‘上午乐彩澄夫人给了小妹妹一元压岁钱。’没奈何,只得借来搪塞,算渡过这一难关。”

对这一阶段的流亡生活,他后来在蓝格本《素园书牍·第四卷跋》中作了读之令人心酸,感叹不已的总结和概括。他写道:“自甲寅(1914)迄丁巳(1917),历时四年,累濒虎口,频届断炊,罹丧偶之大凶,遭近亲之白眼,千灾五毒,狼狈极矣!抑余倾向国民党,顾不赞成急进之革命,痛恶袁世凯,转欲匃其余沥以自括。彷徨歧路,进退失据。综言之,在境遇上则陷极穷,在精神上亦邻于自杀。袁死黎继,益专竟求食。迟之又久,始获一当,生平负节概,敦品行,至是苶然不能自举其气。今过而存之,以志吾媿。又强颜自解者,以为权柄百日,不名一钱,此日之沧桑沿门托缽,究胜他人之赃秽儿狼藉,是则聊相自慰之词云尔。”

当此“彷徨歧路,进退失据”,穷困潦倒,流落他乡之际,出路何在?在政治上何所适从?在生活上如何谋一出路呢?1916年在上海时,周素园和张百麟曾商量过他们的斗争策略,其基本思想是:“无论何党何派,能解决贵州问题的,我们便和他合作。”他们认为,张百麟那时在南方已站住了脚跟,北洋军阀直系的这一条路,由周素园想法子打通。从1917年下半年起,周素园开始和徐树铮通信。前后写了十余封信,徐回了五六封。他在给张百麟的信中说:“西南壁垒,吾仇已据其中坚,等是军阀,奚必迎彼拒此。故以书自通于某。”19183月,周素园被徐树铮任命为设在军粮城的奉军总司令部秘书,时徐树铮为奉军副总司令。5月被派到湖南长沙。这时北洋军阀段祺瑞、曹焜等发动了反对南方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的战争。他在写给张百麟的信中,描绘了他的感受和遭遇。他说:起初他还“雄心勃勃,以为身临前敌,数年来卧薪尝胆,复仇之机会至矣!乃一察其内容,与我之希望者不啻背道而驰。且日受群小之排斥,直不能一朝居。8月之杪,遂决意辞职。”但为了谋生,191810月,转到西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后改为西北筹边使公署)任秘书之职,至19207月,皖直战争爆发,皖系失败,徐树铮被免职,他又失业了。

这一段时间,他在生活上虽然有所保障,但在思想上却异常苦恼。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入民国以还,弟所遭逢此极不堪之境,由是大彻大悟,抱定‘得一日,过一日’六个大字。人世所谓种种计划,种种希望,种种快乐,于我都毫不相干。……现世之荣华富贵,古来之英雄豪杰,自我观之,俱不值一笑。以如此之眼光,如此之胸襟,在今日廉耻丧尽、龌龊卑鄙之世界,自然所为不合。”他还说:“去今两年,大病二次,精力日益衰,智慧日益摆损。生平志事,百无一成。即夙昔笃好之文字,自信可以登姚曾之堂,而纂韩欧之统者(姚指姚鼐;曾指曾国藩,二人在清代以文名。韩即韩愈,欧指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代表。)至于今日,亦不复作此想。得过且过,浮沉而已。”

这时期,周素园婉言谢绝了流亡的自治学社同人由于张百麟在上海病逝,推举他为领袖的意见。他说:“弟复仇决心与诸公同,义务所不敢辞,领袖则不敢居。……鄙意先虚此席,以待有功我同志个人奋斗之结果。谁能推倒党仇者,吾辈即因而奉献之。亦光明,亦公道,诸君以为然否?”

在北京住家期间,周素园还初步整理了自己的著作。他在1919年答复负责修订《毕节县志》的葛霞仙信中写道:“曷己辱示,征及绌著。不学如弟,何足言文。猥以生性嗜痂,积习未除。孜孜屹屹垂20年,现存《素园文集》5卷,《别集》4卷,《书牍》12卷,《贵州革命人物志》4卷,《随笔》3卷。匪日问世,聊以自娱。”

对这流亡的最后阶段,周素园自己写道:“七、八、九三年(191719181919),余实始终徐又铮军事(徐树铮,字又铮),又铮负才略,且置身北洋系统中,譬犹众山曼衍,一峰耸起。共享大名以此,至失败亦由之……余自托又铮,特欲假其力讨伐刘显世。周旋日久,所与规划皆国家大计,而局部转非所汲汲。”

为推翻刘显世的贵州军阀效力

1920年上半年,周素园写信给贵州的王文华,请他助一臂之力,促使贵州省议会给张百麟的遗属以优待。11月,贵州政局发生变化,刘显世被其部下驱逐了。领导其事的就是王文华。不久,王文华从重庆到上海,约请周素园去上海见面。到上海后,王文华对他开诚款接,欢迎他回贵州。并说:“目前预定我以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请你当总司令秘书长兼政务厅长。经过一个时期,就请你继任省长。凡参与辛亥革命的人,谁不知道你,这是贵州人的公议,你也用不着逊让。至当年出亡同志,请你开列名单,我都分送旅费,尽先回籍。”王文华的这番话使他觉得刘显世已被赶走,自治学社的仇已假王文华的手报复了,政治上恢复了名誉;流亡近10年,无枝可依,生活上也没有着落,而王文华本人朝气蓬勃,想为振兴贵州干一番事业,自己也想为乡梓人民尽一份力量。于是下决心结束流亡生涯。年底从上海返回北京,小作结束,然后同王文华一起动身回贵州。

(图为王文华,号电轮)

1921年春节后,周素园带着4个女儿经天津乘船到了上海。3月,王文华在上海遇刺。这似乎是命运又同周素园开了一次大玩笑。后来,王伯群继任省长,卢焘为黔军总司令。王伯群催促他先回贵阳,在贵阳的黔军参谋长何应钦亦有电来敦请。他后来在蓝格本《素园书牍》卷六上册跋中写道:“余今积年党仇假手斯人(王文华)得以报复,兼彼主张正义,为吾党鸣其不平。今兹遇害,真相虽尚未明,但接近吾党必为有力之因素。此断断不可疑者。余既前诺合作,谊不负死友。于是不嫌攘臂,代为运筹,回黔之行,亦遂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矣!”于是6月中旬从上海出发,经汉口、常德,舟行3日,中秋(916)才在铜仁登岸,102,回到了贵阳,

回到贵阳后,问题并不象他原来想象的那样。192110月,他被任命为黔军总司令部参议,后又兼任了秘书长。这时黔军内部矛盾重重,大小军阀之间尔虞我诈,争夺权势利益。

19221月,黔军何应钦、谷正伦两派矛盾大爆发,何应钦被赶走,谷正伦派之四旅旅长张春浦带兵威胁贵阳,周素园被迫离职。2月初,回到毕节,把近年的储蓄3000元“买了2000元的田,典了800元的房子”,将新娶的继室傅嗣徽和女儿接回毕节定居。

(图为何应钦)

对这一段的经历,他在后来的蓝格本《素园书牍》六卷序跋一文中说:“行年四十余,与闻政治亦二十余稔,更事不可谓少,而复杂诡谲无若此次所经历者。”而他自己“深维始终,自信已尽最善之努力,可以对朋友,可以见国人。”

19225月,袁祖铭得到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支持,带领“定黔军”回到贵州。原属何应钦部的五旅各级军官纷纷拥袁,谷正伦、张春浦狼狈逃避。袁祖铭一面威逼,一面多次邀请周素园去贵阳,任他为定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8月,袁祖铭当了贵州省省长,委任他为政务厅长兼省府秘书长。19235月,云南军阀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率兵入侵贵州,袁军一再溃退。袁离贵阳,经铜仁退入四川。周素园随袁到铜仁后,请假去上海休养。

(图为袁祖铭)

19237月,周素园从铜仁去上海,在那里停留了10个月,一直到19245月。如果说1905年至1906年他去上海,给他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以启发和促进的话,这一次到上海,对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也有重要启示。这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些重大政治因素,对他是有很大震动的。同时,回到贵州一年多的时间,军阀之间的混战,令他十分憎恨。他在一篇文章中愤怒地写道:“一部二十二史,相斫相杀,暴君污吏,弥望接踵。吾民之憔悴呻吟,倒悬不解,其已久矣!”这段话中所说的情况,不仅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概括,也是对辛亥革命后全国军阀大混战的写照,也是他回到贵州后看到的贵州军阀之间纷争的真实反映。

19245月,袁祖铭被吴佩孚授以川黔边防督办,在重庆设署办公,请周素园从上海到重庆,担任督办公署秘书长。10月,冯玉祥趁第二次直奉战争方酣,发动北京政变,曹焜、吴佩孚倒台,段祺瑞重新上台当了执政。袁祖铭和皖系向来不通声气,觉得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请周素园为他的代表去北京和皖系联系,他提出以事毕“赐放还山”为条件。10月底由重庆出发,经汉口、上海,乘海船去天津。1123到了北京。在北京期间,以袁祖铭全权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段祺瑞所主持的“善后会议”;并去沈阳,见到了张作霖、杨宇霆、张学良,还应冯玉祥之邀,到张家口和冯会见,取得联系。1925312离京,经南京、武汉,3月底回到重庆。大约在8月初向袁祖铭辞职回乡。

对为军阀袁祖铭效力的这段经历,周素园对自己是不满意的。后来他写道:“生平只有被袁鼎卿(袁祖铭,字鼎卿)屈服,是我的一个污点。贵阳时期是武力劫持。重庆时期生活没有完全解决,也占这次合作的相当成分。”

从资产阶级革命者到社会主义革命者的转变

192597,周素园从重庆回到了故乡毕节,退出了贵州军政界,闭门读书,似乎过着一种比较安定的隐居生活,他身体虽然脱离了贵州军政界,但他的思想却在积极索求着,他在总结自己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他在探索解救中国、改造社会的真理,他在寻找指导人生的正确思想。回到毕节至1936年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十年间,是周素园从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转变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的重要转化时期。在这十年里周素园购买了大批书籍,订阅了许多报纸杂志,每天伏案认真阅读。他不仅读了许多中外历史;不仅读了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名著,如达尔文《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民约论》等等,他还认真研究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其中有:《国家与革命》、《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新政治经济学》等等,已知的有十余种。

通过学习和思索,周素园从书本上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找到了正确的世界观,并用之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清理。使自己思想上有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有一个决定意义的飞跃。对于这个问题,他在一封家信中说:“余近年常阅新书,加以冥思旁证,颇能日趋解放”。后来,他又说:“五十以后自己有了一个转变”。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使得他能够顺乎世界的潮流呢?除了历史原因之外,最突出的是他高度的爱国心,是他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志,是他对反动黑影统治的无比憎恨,是他孜孜以求服膺真理的精神。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些家书和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或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关于军队必须与人民相结合、军队必须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1931年,他在代江佩玙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新制度的产生恒依于环境之需要。其尝试而有效者必其最适于环境者也。有史以来,军事常为政治的工具,政治停滞不进或故障横生,则依恃武力为之疏通而扫荡,然后政治复纳于轨道。顾武力亦有其特性。其为用也,喜简易,尚专断。平日积受政治之压迫,一旦抬头亦往往恣肆泛滥,寝成包揽把持之局势。古今中外,大较然也。自苏俄创立赤军,始于军队内部实行政治训练。总理(指孙中山)以世界眼光,广集众才,爰命黄浦军校仿而行之。中国担任政训工作之第一人,则廖仲恺也。其后迭次演进,由军校推及各军,东征北伐,绩效彰著。盖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化为人民之武力。总理生平之弘愿即在政治军事共炉合冶,略无畸重畸轻之差,永绝一治一乱之弊。而苏俄政训制度,恰为实现上述主张之阶梯。故毅然采用不疑……为诸君确能自信之日,亦即督励部属为民众牺牲奋斗之日。军队无意志,以民众之意志为意志;军队无利益,以民众的利益为利益。发挥疏通扫荡之长,洗涤包揽把持之短。”在这段文字中,周素园认识到了军队是政治的工具,认识到了政治工作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意义,看到了暴力是新制度的产婆,他还认识到了军队必须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军队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虽然对贵州军阀时期的军队说这些话,无异对牛弹琴,他们永远不明白其中的真谛,他们永远学不到、做不到,但在当时周素园能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宗教问题,他给在贵阳读书的女儿们的信中写道:“宗教基础完全是建立在迷信上面。人类知识幼稚,对于自己不能解决的一切事物,总疑惑有个东西在主宰着,这东西就名之为神。在世界人任何地点,任何种族,各有各的神,可见是很普遍的。……而统治阶级因为尊重彼教(这里专指耶苏教),于他们有莫大利益,也就随时随地加以维护,这便是国民政府今天还容许信教自由的缘故,再讲到我们家里,我少年时代便是一个无神论者,以被侵略民族的情形,对于彼教充满极端的厌恶,但都没闲工夫研究它。”接着他说,后来看到大的几个女儿,起初向外国传教士学习英语,不料一经宣传,都成了信徒。于是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了十几种关于宗教的书籍,得出了上述结论。他告诫女儿们:“以后儿等要抛弃迷信的旧信仰,另觅实践的新信仰。只有服务社会,拯救国家是一条坦坦的大道。”他的上述宗教观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是相吻合的。他要女儿们走“服务社会,拯救国家”的路,在社会实践中寻觅“新的信仰”,实际上是在启发和诱导她们去信仰马克思主义。

关于妇女问题。周素园说:“妇女之主持解放,第一在求知识的机会,其次则担负职责,享用财产都应该和男子平等。一言蔽之,男女都是人,决不容有非人待遇。”这种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妇女只有在学习、工作和经济上同男子平等了,才能真正解放。

关于教育问题。他在同女儿们讨论“读书求学将变为资产阶级特权”的论点时说:“我觉得这不是虚发感慨,倒是真能认识了现今制度的话。我就是反抗这种制度的一人,情愿倾家破产和它挣扎。儿辈将来能在社会上立足,总要设法改善这种恶制度,使一般劳苦大众的子弟都能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不枉了我一番苦心。”这里,他不仅的正确的指出了在旧中国受教育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他反对这种教育制度,更可贵的是他提出要使一般劳苦大众的子女都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的这种思想,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立以后才能实现。

关于家庭问题。他对“承欢伦乐”的封建观点作了深刻的批判。他在给女儿们的信中写道:“……所言‘承欢伦乐’云,还不免陈旧的见解。须知人类是社会的,非家庭所得而私。父母之所以为父母,依我来说,不过是一种社会关系罢了。(父母之具劬劳罔极是真实不错的。但是,要称分如量地讲起报施之道,任何人难免遗憾。况父母也有父母,同是受恩,同是未报。递推而上,至于最初的那一个人都没有两样。总之,生为人子,对于父母的债务是负定的了。能为社会尽力,即所谓报父母,而父母所希望的,也不过象《礼记》上所说的:‘国人称愿然,日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也已。’所以,我说只是一种社会关系罢了。)中国旧伦理,太把子女的人格抹杀了。而子女不知不觉的把一个家庭大锁链系在项上,弄得负载重重,终身在愁苦中过日子。……儿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总要各人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凡旧习惯之不必从、不可从者,尽管毅然排斥,不要让他搅扰我的灵府。”在这里,他不仅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封建伦理家庭关系,而且把家庭关系视为社会关系,这也是向着马克思主义迈进了一大步。除了社会问题,周素园还探索过哲学上的一些基本问题。

这时期,周素园于1927年至1928年收集材料,写成《贵州民党痛史》一书。1935年又作了修订。这是他以亲身经历,详细叙述了自治学社的创立、发展和失败的过程,是研究贵州辛亥革命史的重要资料。同时,周素园还十分关心国内外大事,处处表现了他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无比关怀。1926年,当他知道贵州军阀政府准备以兴修铁路为名,举借外债的消息后,写信给当时担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的李泽民,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他写道:“夫以贵州天然界之裁判,坐令文化停滞为时代之落伍者。则利用外资改善固有之地位,理论上未尝不可通。然路工浩大,既非可以岁月计功,而政局变迁又月异而岁不同,弟敢断言,该款必流用于军费,必且因该款而酝酿无数之战争,而铁路亦终于不就。而吾民之负担则已无法解除矣!罔利小人只图朋分回扣,或县希冀保管,效胡骏、蒲殿俊之所为,而一举手投足之间,已陷我七百万父老兄弟于万劫不复之地。弟闻耗悲叹,欲遗书诸公痛陈利害,兼借报纸发表,引起社会注意。奈脑病甚剧,不能执笔。财政当局当然有权反对,望作朝阳之鸣凤,勿为丈马之寒蝉,令千百年青史之议论累及盛名。弟义愤填膺,不觉其词之过激,希诸台谅。”这些话多么淋漓尽致,多么一针见血,这是对反动军阀借兴筑铁路为名,举借外债,以行其打内战、争地盘的倒行逆施之实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1935年,周素园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步步紧逼,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祖国危亡迫在目前,民族生存危若垒卵,他内心焦急如焚,但豺狼当道,又觉得报国无门。他在家信中写道:“论我生存在社会上实是一个赘疣,劳心劳力两样都去不了,眼看着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参与红军长征的长衫老人

正因为周素园在19251935年的十年里,已通过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加上他有强烈的爱国之心,救民之志。所以,当红军来到毕节之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他是非常容易接受的。所以,他不顾自己的高龄,不顾妻子和6个还在上学的子女,不怕艰难险阻,不怕风餐露宿,不怕穷山恶水,置生死于度外,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革命低潮时期,挺身而出,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坚定地和红军并肩斗争,从此开展了他生命史中最有意义、最光荣、最值得出崇敬的新的一页。

但是,对周素园这样一位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声望、有一定家产、从来没有亲身跟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接触过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面临共产党和红军真正到来之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造谣,他不了解党和政策,不免还有重重顾虑。他在红军到毕节前发出的一封家书中写道:“余平生律己制行,自信光明正大,但严格批评,实不免站在剥削阶级生活了一辈子。此社会制度使然,非我之咎。我以往享受社会制度的利益,今日当然为社会制度的牺牲。观近日局势紧张,一般平民天君泰然,而我梦魂不安,念之亦殊内愧。”这段话中包含的不仅是顾虑,也包含了对自己的严格剖析和对自己的基本估计。在红军来临之前,他没有象当地许多官僚、地主、豪绅、富商那样闻风而逃,溜之大吉。国民党毕节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他带领全家留下不动,他是想亲身了解中国共产党、红军的主张和政策。

193629,中国工农红军占领了毕节。起初,红军有基层单位见到周素园在十字街的旧居也是毕节的“深宅大院”,曾发动群众去“打土豪”,分家财,并把他关押起来。在抄家的时候,他们却意外地发现他书架上有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翻开一看,圈圈点点,读得十分认真。他们很奇怪:“地主还读马列?”他们抱起这些书向在毕节的红六军团首长作了汇报。同时,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众人都说他正直,是好人,没有欺压平民百姓。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同志马上找周素园谈话,问他的经历,问他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的书?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夏曦同志又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于是王震、夏曦将周素园释放回家,发还了家财。王震、夏曦同志还经常到他家里同他亲切交谈,介绍和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周素园毅然出任党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

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周素园当了司令的消息一传开,好多人都说:“周素园都投靠共产党了!”在社会上震动很大。在短短时间里,贵州抗日救国军就发展到三个支队。同时,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农村乡农会如雨后春笋,一下建立了30多个;扩充红军的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部队吸收了5000个新兵。这些成就,除了党的正确领导、群众的觉悟之外,也有周素园个人的积极工作和影响。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建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一支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的革命军队,它同东北抗日联军是同一类型的队伍。它们的建立和它们的历史功绩在红军的斗争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而周素园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以及他后来参加红军长征,这是纠正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初的成绩之一。

除了担负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工作,红军领导同志让周素园利用他的影响,给滇军的上层人士写信。他后来回忆:“写信给龙云、孙渡和旅长鲁道元,拿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来鼓动他们,争取他们同情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在给龙云的信中,他向龙云说明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不是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在给孙渡的信中,他写道:“目前中国已到千钧一发的最危急的时期,国家的独立仅存口号;民族解放将赴东流。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尚艰苦奋斗,欲挽此垂危之命。阁下!我想纵然是不接受共产主义之人,对于他们的这种精神也不能不十分钦佩。他们的策略非常进步,路线非常正确。鉴于目前形势,最近决议扩大民族革命战线一,联合一切反蒋的力量来组织抗日救国的政府和抗日救国联军。我想不久的将来必要新局面的大开展。因为爱国之心谁不如我,趁机观变大有其人,只要不甘心做亡国奴和卖国的走狗,当然要求一条新出路。尤其是我们云贵佬,富于倔强性和自信心。别人用势力压他不肯屈服;别人看他不关轻重,他却能埋头干某些工作,护国成功就是先例。我听说阁下平时对于虚荣与享乐都不大注意,然则具有丰富的知识,怀悲悯之志量,将泯泯以没世乎?必不然矣!我不是学政客策士来游说你,更用不着拿升官发财来鼓励你,我是劝你以宝贵的血花造光荣的历史。我和你讨论的问题,也另函达龙主席。你能自动自决,固我所盼望,即不然也请你迅电龙主席,促其早定大计。积极则回戈杀贼,消极则保存实力。我们将以你的实际行动来测定你的回答。”

周素园的这些信件中不仅表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钦佩,对党的路线政策的深刻理解和真诚拥护,而且对于分化敌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肖克同志所说的:“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素园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国民党追击军主力从东面向我进攻,但孙渡纵队在西面按兵不动的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十二天,休整补充。”而孙渡呢,当红军二、六军团向云南嵩明挺进,准备强渡普渡河之际,卢汉传达龙云命令,要孙渡在普渡河夹击红军。孙对卢说:“普渡一条小河,不能成为红军通过的障碍,即使不能通过也只能促使红军多兜几个圈子,拖我们的部队多跑些路而已,不会收什么歼灭之效,但我尽力去做就是。”事后,孙渡也没去普渡河夹击红军。类此“消极则保存实力”的态度,孙渡在滇东与红军二、六军团的对抗中,一再有所表现。这就为红军二、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渡过金沙江天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227,红军离开毕节,周素园参加红军长征行列,随红六军团政治部行动。这时他已经是快满57岁的老人了,按习惯算法了虚岁59,接近花甲之年。由于一生的坎坷遭遇,他体弱多病,所以是乘滑竿从毕节出发,经赫章,随红军回旋于乌蒙山区。这一带山高林密,气候恶劣,人烟稀少,给养困难,部队经常在雨雪纷纷、缺粮断水的情况下行军。311,红六军团到达云南镇雄县境之牛场。进行镇雄境内后,由于昼夜行军作战,他的身体日见衰弱。任弼时、贺龙、王震等同志担心他的身体不能经受长途跋涉的劳苦,准备拨一笔黄金送他去香港治病,给党做统战工作。派原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参谋长邓止戈同志去做动员工作。周素园听了邓止戈的话,非常激动地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我不愿意离开红军。”328,红军占领盘县。在盘县休整了三天。这时,红二、六军团接到了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的命令。331,周素园随红军离开了贵州,进入云南境内。从平彝(今名富源)县境内起,他就改学骑马。经曲靖、马龙,49到柯渡。411,通过普渡河,到离昆明不远的富民县城。然后经罗次县境,过牟定、姚安、盐牛、宾川、鹤庆,于427到石鼓渡口西北的金沙江另一渡口巨甸。这天时逢农历闰三月初七,是周素园先生57岁的生日是,他说这57岁的生日,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有意义、最值得怀念的一个生日。428,他随红六军团依靠仅有的一只木船,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县境。53,他随部队翻越了格罗湾到小中甸之间的雪山,海拔5000余公尺,空气稀薄,虽已暮春,山上积雪一二尺。这是他参加长征后爬过的第一座雪山。从中甸穿过古木参天、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又翻过了一座大雪山,于512进入西康东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过定乡(今名乡城),沿硕楚河,过郎上坡雪山,于522到了稻城。在又翻过一座大雪山之后,63随红六军团在甲洼与红九军团会师。69,到达了海拔4300公尺的理化县(今名理塘)。沿理塘河行军,于617到瞻化县(今名新龙),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从那里沿雅砻江而上,于622到甘孜附近的普乙隆。在普乙隆见到了朱德、刘伯承等同志。7月下旬到甘孜。在甘孜,周素园定了一篇文章“由电台广播,揭发蒋介石降日卖国,呼吁各省起义抗日。”

到甘孜后,周素园奉命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离开了红二方面军。周素园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我们八一节从甘孜出发,每人领15斤干粮,总政治部总务处长宣布,一星期到阿巴(即阿坝),后来整整走了18天,中途粮绝,大伙儿啃青草过日子,番民(指藏族同胞)关系也弄不好,僧俗都逃避一空,人上了山,粮食下了窖。到达目的地,只剩下一大堆房子。一切这些,都显示张国焘领导之无能。……我怀疑跟着他走会不会碰壁。”离开阿坝,通过草地,越岷山,翻腊子口,进入甘肃省境。9月到达岷州(今名岷县)。在岷州成立了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周素园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大约在101日前后,离开岷州北上渡渭河,于109随队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以后的情境,他说:“我们从饥寒绝境中走出,一方面军的部队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有房子让我们住扎,有敌人给我们掩护。一种阶级友爱令人感到十二分的兴奋。”1020左右离会宁,11月初到达宁夏境的同心镇(今同心县)。1936122,到达陕北保安(今名志丹县)。周素园跟红军在一起,历时9月,行程万里,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到达保安后,周素园受到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多次的亲切接见,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鼓励他继续学习和工作。

经过千辛万苦,渡过万水千山,周素园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爱国民主人士,主动参加了长征,并有幸胜利地到了陕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年龄上说,在参加长征的老同志中,他比徐特立同志小两岁,比谢觉哉同志大五岁,比董必武同志大七岁。象他这样高龄的参加过长征的民主人士大概是唯一的一位了。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这样一位高龄多病的知识分子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呢?正象他在同心镇写的家信中所说的:“最近之举,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最近之举即参加红军长征,心之所安是指他为了实现抗日救国之志,为了实现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之志。这就是他参加长征的动力。

对于参加长征的这段经历,是周素园终身难忘的,是他引以自豪的。周素园在家信中写道:“你或者怀疑说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但我不惟活着,而且比在家里还健康一些。这不但出乎你们意外,连我自己也预想不到。”对长征途中的艰难困苦,他从延安寄出的一封信中作了简单描述。他说:“那几个月里,睡的是露天下的绿草。虽说有个布蓬,但遇着大雨就困在草荡里。而且两三间铺宽的地方要困到三十来个人,真是手足都没地方安放。只要你抽身一动,就休想再能插下去。吃的呢,简直和猪食差不多。就是一种裸麦,把磨子一磨,连着粗壳用袋子装上,搭在马背。吃的时候,用开水一调,起初还加点盐,后来几个星期盐一点没有了。就是这种粗面,还得限定数量,不准多吃。吃稀饭的时候,哪里去找猪食的样子,但我到饿了,还是一样吃,并且吃得有味。一个洋瓷盆,洗脸、洗脚、洗澡、烧开水、熬稀饭、装牛肉汤(隔几天杀一条牛,它是砍作四五两重的块块,每人分得一块,但又只煮得半熟,所以我就没福气享受,只能喝点清汤)。洗脸帕比擦桌布还不干净,是七八个人公用的。满身是虱子,随便捕捉就是几十上百。”信中他还写了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同志关心照顾他,隔一段时间,亲自给他送去五元、十元大洋,供他购买马料。至甘孜前,王震同志和他同吃同住,有时同床而卧,对他百般体贴照料。过草地时,贺龙同志让警卫员跑了很远的路,专程给他送去一小袋酥油烙的青稞饼。后来,他多次对家人说,他忘不了同行的红军干部、战士在长征途中对他的亲切照顾。他们扶他上马下马,问寒问暖。偶尔煮黄豆,知他嚼不动,给他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黄豆汁,喝起来比鸡汤还香。正由于有红军首长和广大干部战士的无比关怀,他才能有极大的勇气、极大的毅力坚持到底。1957910,周素园在读完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后写道:“这样一个好题目,将来必有大手笔根据这些材料写出大文章。”全书中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对红军长征的经过和历史意义作了客观的评价,他高兴地说:“老夫亦足以自豪矣!”“阅读同志们的写作,使我把草地露营的回忆也勾起来,得一联句:‘欹枕未干额上露,开脸乍见眉际霜’6月飞霜,古书几乎说成是天变,而在青藏高原,则是习见的事情。”

19361212,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周素园在“西安事变过程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写信给何应钦、王伯群、吴忠信、张学良、朱绍良等。”以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12月底,周素园从保安到了肤施(即今延安)。在延安,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及政治经济学等。这时期他的精神状态极好,他在家书中说:“现刻的我和从前的我完全两样,对于种种关系,都看得极空阔、极潇洒,把旧日那些迂腐固执的性格都冰消云散了。”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记录了他在延安写的两首七言诗,原文如下:

春日小极书怀(小极作疲乏之极解)

艰难尝尽好归田,退老闲居十二年。

漫信山中能避地,翻从井底得观天。

强权胜后人无类,学道成时犬亦仙。

为导迷盲遵觉路,敢辞残废着先鞭。

 

慈悲只是口头禅,遗臭流芳两漠然。

祖国山河甘断送,吾曹兄弟苦颠连。

前途展拓凭金革,大任担当要铁肩。

可有还童真妙术?让余腾步学高骞。

这两首诗说明了他参加红军长征的经过和动机,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问题上的投降主义,抒发了他自己年老体残,希望能返老还童,在党的领导下振冀而高飞的心情。这也是他对自己参加红军前后思想的概括和总结。

国共二次合作期间的活动与贡献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周素园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37年合作谈判停顿时,又写信给张道藩、张继、吴忠信、冯玉祥等”,以推动国共合作早日实现。

193777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谋。这时他的思想可以从他写的家信中得到说明。他写道:“余本不欲写信,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已迫近最后五分钟,区区家庭及个人之事实无谈说之必要。事后如有随军移动情事,再为函告。否则最多只打算每月写一次信,聊报平安而已!人人都知道国事危急,人人都觉得不干我事,天塌下来有长汉子顶着。有些人甚至开讲演、写文章,说得义愤填膺,责无旁贷的,枪声还没有响,早就藏到安全地带去了。我希望,我亲爱的人,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充满着积极的精神,安居能自食其力,国难则执戈以从。这算是我最后的赠言。”这是他准备随八路军奔赴抗日最前线时给亲人的“最后赠言”。他在后来的家信中说,他这封信是作为遗嘱来写的。为了抗日,他作了牺牲的准备。这些话,使人感到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思想境界。

在延安时期,党对周素园的生活上给予很高的优待和照顾。但由于周素园年事已高,体质很弱,从19378月中旬起,他两足红肿,流水流血,不能着地,生活不能自理。虽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但久久不愈。虽然领导同志对他十分关心,贺龙同志的夫人和肖克同志的夫人经常去看望他,帮他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但是,他觉得自己不能工作,反而成了党和八路军的“坐享优待”的累赘,于是动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念头。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同志。

1937106,毛泽东同志给周素园同志写信说:“我们觉得你是我们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于是,周素园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带着毛泽东同志给西南各省国民党政府领导人的亲笔信访问国民党政府的西南各省当局,要求释放政治犯,并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扩大政治影响。临行前,毛泽东、朱德等同志设宴为他饯行。毛泽东同志对他说:“周先生,你虽没有入党,总算红军的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写一点留给我。”次日,周素园送了自传去。毛泽东同志复信说:“你以往的已足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将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后来,周素园还写道:“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请我临别赠言。我说:‘政权一定是你们的。共产党是吃苦耐劳,国民党是贪污享乐、醉生梦死;共产党是命令贯彻,国民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拿这两点作一个比较,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最终胜利属之谁。但我希望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不要变质。”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两党关系比较和缓的政治形势下,周素园肩负着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托付,于19371023离开延安。途经西安,于是年118抵达重庆。到重庆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行营主任“贺国光拒绝晤见,只用信函作不着边际的答复。正当他回到重庆之时,国民党贵州省当局以“共产党嫌疑”逮捕了他的长婿王崇素。这是他们害怕周素园回到贵州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害怕他对人民群众产生重大影响而采取的镇压、威胁手段。11月底,周素园离重庆去成都。12月,受四川省政府聘为顾问。这一段时间的工作,他自己写道:“到成都,接洽颇为圆满,代理省主席邓汉祥允汇法币四万元补助陕北公学经费。四川省动员委员会的张澜、胡景伊乐意把彭德怀同志《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翻印,送给群众阅读。1938年元旦,周素园在成都《华西日报》元旦特刊发表《受了血的教训以后》一文,指出抗日战争中在军事、政治、外交上存在的缺点,比较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政府。1955210,他从报纸上得知张澜去世的消息后,在日记上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和张澜在成都的交往。他写道:1938年元旦,在邓汉祥欢迎班禅的宴会上见到了张澜。“经邓(汉祥)介绍后,张似乎有意和我接近。临别淳淳,约定翌日来招待所相访。如期而至,谈了两三个钟头。第二天我回拜他,又谈了几个钟头。他把我参加红军的经过逐节盘问,还是怀疑地说:‘主义是正确的,但可惜杀戮过当了一点。’我说:‘对敌人没有宽容,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真理,怎能效法宋襄公呢?’他说:‘我指的不是拿武器的敌人,而是那些意识方面异己者。’我说:‘只请看我好了。我是一个绅士,也是地主,也是官僚,也是知识分子,应当是死有余辜的了,但我还是健在,而且受到优待和尊重,岂不是活生生的证据吗?官方有意造谣,民间又以讹传讹。事实上初期的共产党曾有个别过激的,今则统一中央政策之下,执行得非常圆满。作风这东西,到处都会留着迹象,决不是任何口头或书面改变事实的。’至此,他才和我谈本人也看过一些社会主义书籍,而且还写过这类的文章,登在《成大校刊》上。我鼓励他找给我看,还可由我寄给陕北同人看,只要你愿意的话,他们一定欢迎你的。”但后来,龙云两次电邀他去昆明,并给买好了飞机票,他和张澜的交往就中断了。

1938112,周素园抵达昆明。在那里,他受到龙云和其他一些上层人士的欢迎,对他优礼有加。2月初,他被委任云南省政府谘谋,并有人劝他把家属也接去,在昆明定居。他除了对龙云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和广大群众接触。他后来回忆说:“那里昆明人一般称我为共产党代表,他们对于新事物非常爱好,经常请我吃饭,约我谈话。我也借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表扬八路军作战的英勇成绩,并针对着国民党的造谣诽谤给予了无情的驳斥,他们都兴奋而愉快。”“每日来寓所访问的。不分性别,不论老幼,不计职业,平均总在二十人以上。”“介绍了朱家璧等一些青年去延安学习。又把西安寄来的理论书籍留给郑一斋、徐嘉瑞、刘惠之等,鼓励他们举办座谈会,作初步研究。”郑一斋慷慨捐了巨款,购买了创伤特效药“白仙丹”(今名“云南白药”)二万盒,航空邮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运前方应急。这些活动“恼了那延客的主人(指龙云),动员了他的密探,跟踪追逐,最后由云南省政府委员兼省党委而且和我是老朋友的胡蕴山,当面提出警告,再不识相,他们就不客气了。这样,我只好离开昆明,回到贵州。”

193841周素园离开昆明,413日到了贵阳。这时,贵州反动统治当局早得了成都、昆明等地特务组织的报告,对他布置了周密的防范和监视。并由贵州中统特务头目陈惕庐以国民党党务负责人的身份对他当面警告,不许他在贵阳久留,让他回原籍。5月初,他只得离开贵阳回毕节。途经大定(今名大方)停留了数日,通过亲友在打鼓新场一带寻找毛泽东同志长征时托寄给老乡收养的、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可惜一直没有找到。

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监视的那些日子

1938514,周素园回到了毕节。这就开始了他历史上的又一个苦难的时期。这是政治上受到严密监视的十二年,精神上受到重重压迫的十二年,也是他贫病交加的十二年。但是他忍受住了这一切,他默默地继续学习,他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而放弃自己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没有做一件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也没有说一句有损中国共产党的话。他相信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在那乌云满天,长夜漫漫的岁月里,他“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一回到家,周素园经常生病,在精神上很不愉快。他觉得:“自己的精神与生活先就充满了矛盾,而家人事事落后,一一不能如我意。”紧接着一系列家庭生活中的变故又折磨着他。先是佣人住房的房主要赎回;继之是三女敏一大病中断学业;接着是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的重庆读书的四女儿宁一消息杳然;后来长女静一又病逝了。这些,对于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都是很大的打击。

但是,在白色恐怖下的毕节,周素园仍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了他在延安期间,他寄回家里上百本进步书籍,回毕节初期又从当地“群益”、“七月”等进步书店购买了许多。周素园先后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他还订阅了《读书生活》、《文摘》、《战时文摘》等进步杂志,他购买和阅读了《鲁迅文集》。虽然他离开了延安,但是他的心是同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依然紧紧联系在一起。

党和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忘记他。重庆《新华日报》长期给他免费订阅的优待。毛泽东同志曾经在40年代请黄齐生先生从延安带一条陕甘宁边区生产的毛毯送给他。由于种种原因,毛毯未收到。解放后他去北京开会,中央统战部金诚同志才告诉他这一回事。他非常感动地写到:“可见主席在极忙碌极艰苦时,还记得有我这一个人。”中央贵州地下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同志根据中央青委的指示,约请他写一篇关于贵州青年运动史的文章,他写好后转去了延安。但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控制更严,寄给他的《新华日报》被扣,贵州地下党撤离的撤离,有的组织被破坏,他和党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19455月,周素园从毕节经贵阳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原想利用这个机会和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但因中共代表团抵制这次会议,拒绝出席,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此期间,反动政权为了对周素园进行羁绊,193810月,曾任他为贵州省政府参议;19414月,为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采访;1945年春,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些都是挂名闲职,用不着上班,任职时间也都不长,每月得到少得可怜的一点薪俸或伕马费(交通费),也根本不够养家活口。大多数时间他都不出席参议会、参政会的会议。1945年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仅参加了一次会,他因患猩红热住了医院,病愈时会议早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19476月,他写信给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要求辞去参政员之职,邵复信不同意。是年秋,邵力子来信动员他参加伪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竞选,让他自己选择一种,他们好作安排,他复信拒绝了。他说:“展诵惠函,领悉。一是弟年垂70,近复多病,已无意竞选,有辜厚望。”信中还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压榨剥削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说:“又念‘民穷财尽,农村破产’,此八字者,自少年握管学文,引用过若干次。乃昔之视为危言者,今一一见诸事实矣!而论者犹复侈谈建设。……老百姓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力所入,公家十取其七八,中产完全没落,失业已成普遍现象。”“弟每览前史,历代所谓圣君贤相,关于增加负担,殆无不顾虑忆苦思甜者。今则以有利为专家,以聚敛为能事,而民力既竭,从无一人肯言及之。”

在此期间,他写著了一些重要史料,又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一些著作。1940年末,开始写《贵州护国、护法两役战史》;19417月,参加重修《毕节县志》,任总纂;194011月起,写成《贵州陆军史述要》;后又断断续续的重新整理了《素园文存》及《素园书牍》十四卷。19471月下旬,为了了却长期的愿望,他开始写参加红军长征的回忆录,他在家信中说:“我从正月起,打算写我最后的作品《西行追忆录》。架子已立好,共十四章,总共怕要五几万字。我下大决心,志在必成。”在完成之后,他写道:“我老态日增,平日只容做消磨光阴四字功夫。一切都欲罢之,不闻不问。盖自审人生至我年纪,尚欲勉强予事,实事自寻烦恼。惟丙子西行一役(丙子,1936年;西行一役,指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事),觉有无数宝贵材料,想写成一点东西。‘如今’算是愿望实现了。写成《西行追忆录》一册,约四万言。”可惜这部珍贵著作,解放后他没有时间和精力重新增补修订,更可惜的是原稿在“十年动乱”中遗失了。

周素园对于子女是严格要求的,他竭尽所能供给子女求学。他要求子女认真做学问,在社会上能自立,做正直勤劳的人。他告诫子女不要沾染“特权阶级的气味”,要他们能互相理解。但是他对子女的工作和婚姻问题从不过多干预。例如,1942年二女儿贞一准备和刘显世的外孙结婚,虽然刘显世是颠覆贵州军政府的祸首,多次企图对他下毒手,但周素园对他们的婚事,没有流露出一点阻拦之意。

在那国民党统治地区经济日益崩溃、百特日益昂贵,货币天天贬值的岁月里,周素园贫病交困。他说:“经济状况万窘,每天都在煎熬中过日子,心情太不愉快了。”有时没钱买邮票寄信,率性买小菜和包烟丝的钱都没有。他说:“这种贫困还不知要延展到哪天,用怎样方法来救济,我想都想不出。”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缺医少药,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精神也日益不振。19497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入7月以来,身体上发现的种种现象,我内感生命是快到了尽头了(头不时的昏,耳不时的鸣,气不时的往下落,手指尖不时的麻木,右膀胱不时的膨胀,脚不时的发冷)。医药呢,我是无力的。但即使有可能,我也不愿去请求。还是早日安息的好。余生无益于人,死后切不可因我再损害他人,增我咎责。殓以浣濯之衣单布被,不讣告,不开吊,不择日,不起坟。儿女各有岗位的,不必因我死回家。遗留给儿辈的,也可以献给大众的一句话,就是奉劝学习吃苦。别了。这就是周素园的遗嘱。”这些话真实的反映了他的健康状况,记载了他的内心活动,也反映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待死亡的坦荡胸怀。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对待他这样一位行年七十,生命垂危的贵州辛亥革命元勋的呢?

自从周素园由延安回到毕节以后,反动派长期对他进行监视。1949年夏初,当我解放大军在江南势如破竹胜利前进,国民党反动政权全面崩溃之时,贵州的国民党反动派慌了手脚,妄图作垂死挣扎。他们在贵阳大批逮捕和屠杀进步人士、青年学生。他们不时制造种种谣言对周素园进行公开的中伤和威胁,他们经常派遣以各种身份出现的特务分子对他进行更严密的监视。他们是准备对他下毒手了。但由于我军进展神速,贵州之敌土崩瓦解,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但敌人是不死心的,直到19491126日,特务分子兼毕节专员廖兴序逃离毕节前,也还阴谋将周素园劫持出去。但因周素园事先离家躲避,在大军压境之际,反动派自顾逃命,他才得以逃脱敌人的魔掌。

解放后为新中国的建设竭力贡献

黑暗已经过去,光明正在到来。19491127日下午,毕节人民迎来了亲人解放军,迎来了广大群众自身的解放。周素园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溃兵、土匪一般的灾难侥幸渡过了。以余个人论,十二年精神压迫,尤其是最近十个月之严监视,俱释然解除矣!”正象他1950年元月在日记扉页上写的:“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望见了光明,光明来到了!”

毕节解放后,周素园不顾自己年迈虚弱之躯,积极投入支援解放军进军四川和协助当地干部做好恢复社会秩序、建立政权、扩大统一战线待一系列繁重的工作。就在毕节解放的第二天,他被推选为毕节县支前委员会主任,后又任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为大军入川准备了粮秣。他给当地一些逃跑到边远山区妄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如师长刘鹤鸣、罗湘培,专员何朝宗、廖兴序,县长谢德光等写信,说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们只有放下武器,起义或投降才有出路,收到了显著效果。他给领导干部介绍当地情况,反映社会各方面上层人士的思想动态,介绍他们同党政领导干部谈话,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他还在《新黔日报》上发表了《给老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给老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开明士绅和许多从敌人阵营里分化出来的人们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丢掉幻想,拥护党的政策,了解政府,信任政府,响应政府的号召,靠拢政府的周围。他以无比高兴的心情致电毛泽东主席,电文是这样的:“北京毛主席:别来十一年,衰朽余生犹及见解放成功,不胜欣忭,谨贺胜利。周素园叩磕。”

1950223,周素园应邀到贵阳。到贵阳后,苏振华、曾固、秦天真、谢鑫鹤、徐健生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他在贵阳广泛的接触了社会各方面人士,每天多则十人八人,至少亦有三五人,听取了他们的反映,并转达省委领导同志。他在一封信中对这时期的情况作了记录,他这样写道:“我于223日由毕节启程来贵阳,当局对我非常诚恳,非常亲切,生活问题上尤为关心。我自感年纪衰退,身体多病,不能积极为人民服务担负实际工作,但也本着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意,遇事努力,这就是我到省以后的动态。”

1950628,周素园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7月下旬,到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议上发了言,他说:“中华民国统治了38年,前半段掌握政权的是北洋军阀,后半段是国民党。他们的作风虽然表面上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对内把百姓践踏在脚底下,对外为帝国主义服务,压迫剥削达到了最高峰。物极必反,广大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几个月的短时间,收支平衡了,物价稳定了,成绩昭彰,凡有耳目,共见共睹。有了这样负责的政府,有了这样历史上前无先例的政府我们不知道拥护,说得上政治常识吗?”会议期间,他同贺龙同志见面叙旧。贺龙同志风趣地说:“你是死不得的,我们都希望你再活20年,享受享受,以清偿长征时的辛苦。”731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同志接见了他,请他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以老疾残废相辞。刘伯承同志说:“素老年高,我们是考虑的,寻常例会,你不必出席,重要事件再请你参加,这样双方面都可以照顾到。”邓小平同志说:“素老负责意义主要是联系群众。干脆说,只要你名字摆在那里好了。”这样,他不再逊让,只好接受。8月初,自重庆回到贵阳,这时家属也由毕节迁来,从此在贵阳居住。

(左为陈曾固,中为杨勇,右为周素园,1950年)

(图为贵州省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1950年)

周素园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投入了当时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在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等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中,他甚至准备将存放多年的棺材出卖,以作偿还剥削之需。土地改革中,他写信给在毕节的亲属,要求把他所有的土地契据和管业证呈交农民协会,听候处理。他还写了《为实施土地改革警告地主阶级》一文公开发表,文章阐明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必然性,进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指明了地主分子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才能在劳动中成为新人。他自己说,写这篇文章“固然没有人催促我,但我想在贵州写这篇文章是没有第二个人比我合适的。”他还教育亲属,“我们过去错误的生活着,不自觉的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今天自食其果,任何严厉惩罚都应欣然接受。”党和群众从来没有把他作为“地主”,但他严格要求自己,以求和自己沾染的剥削阶级的烙印作彻底决裂。当他知道土地契据和管业证等通通交出了后,欣喜地说:“封建尾巴差不多全部砍脱了。”“从今天起算是新人了。”周素园为贵州省军区编印《剿匪一年》题词,热情歌诵了剿匪斗争的胜利。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周素园写了《镇压危害人民的反革命》一文公开发表。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周素园无比愤恨。195083日,他写了《谴责美帝暴行》以抗议美机侵犯我国领空的罪行。是年10月,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他又先后写了《为什么帝国主义要自掘坟墓》、《保证抗美援朝斗争胜利和客观条件》、《怎样制止美国野兽的细菌战》、《朝鲜战争两周年》、《追悼刘兴文》等等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全省人民坚持抗美援朝斗争,歌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周素园写了《警告违法资产阶级》一文公开发表。他写信给陈曾固同志,严格地检查了自己。在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当他读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后,建议在第三条第四项下增加:“其数额微小在人民币30万元(注,指旧币,合今30元)以下者,得不以贪污论罪,酌予行政处分。”他说:“因为我知道一些青年公务员们,或由于疏忽,或由于懵懂,不自觉地犯了错误,一经打上贪污的烙印,可能使他们终身废弃。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周素园热爱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说:“我计划写这样一篇文章:《世界劳苦民众的三大救星》。马克思是发掘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创造了无产阶级的理论,规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使他们有权利站立起来,摆脱自己枷锁的第一人;列宁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国土内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又把阶级理论贯彻到民族理论,指示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即使阶级条件尚未成熟,也能拿起革命武器打击当面敌人的第一人。毛泽东是精熟马列主义并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抓紧无产阶级领导权,结合了被压迫的广大劳苦群众,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里赶走了根深蒂固强大无比的帝国主义,给予东方民族以事实上斗争胜利的模范,证明了国际革命不惟可能而且必须的第一人。”他还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政治家,天才的军事家,尤其是天才的组织家。任何团体、任何部队经他一番调整,面目就为之一新。”这些话语体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的热烈而朴实的感情。

195110月,周素园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他先见到林伯渠同志。对和林老的见面,他写道:林老“执手殷勤,非常亲切,甚至饮食睡眠都问到,又说‘解放军进入贵州后,承你帮了很大的忙。’我做的那一点小小工作,值得提起吗?惭愧之极。”朱德同志去看望了他。肖克和蹇先佛同志去看望了他。开会时见到了王震同志。会场休息时,周恩来总理同他握手话旧,并说来此不易,多玩几天。毛泽东同志单独接见了他。他由于身体状况,提出辞去贵州省副主席的职务,毛泽东主席说:“精力自然差点,脑筋还很好的。你只要坐在那里起带着作用,什么都好了。以后政协开会,你能来就来,不能来不要勉强。总之,以身体为第一。”告辞后,毛主席亲自送他到大门院外,看着他上车。又送他一匣市面上买不到的燕窝。第二天,他又给毛主席写信,对发展贵州的交通,开发贵州的矿产资源,加强贵州医疗卫生事业等写了书面建议,并被采纳。

由于中央和西南地区领导同志对他的亲切关怀,贵州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同志对他政治上关心、尊重,对他在各方面体贴入微,生活上无所不至的照顾,使他经常处在病中的身体逐渐恢复,精神上也很愉快。他在日记中生动地写下了:“去年今日在重庆向西南军政委员会报到,为正式参加工作的第一日。当时还恐不到会期终了便归泉路,不料匆匆经年,人还健在,而且可说比去年还好了许多。由此年复一年,眼看着多年理想圆满实现,岂非人生一大快事!”

周素园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并不把党和政府对他的优待照顾视为“理所当然”而心安理得。他拒绝给家里增加一个公务员,觉得这是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良心谴责,我是万分不安的。”毕节的女儿给他捎来一袋优质大米,他去信批评说:“贵阳三十万人都能吃的米,只有我俏皮得很,要到几百里外搬米来吃。让人家看起来,我是一个何等骄贵、何等奢侈、何等无知的东西。这和杨贵妃派驷马送荔枝、蒋介石派飞机送蒸馏水实质上有什么区别?”他在给徐健生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超制度的享受实在太优厚了,这是很大的浪费。”他时时都在尽力学习和工作着。他觉得,“拿钱不做事是十足道地的官僚主义。”他总觉得自己工作做得不多,贡献不大。他感叹地写道:“唉!同志们的爱护还是始终不渝,但我自问,照我这样尸位素餐,实是内疚神明,自己不能饶恕自己。”他给一位同志的题字是这样写的:“过去一般的出发点是自私,今天要求的却是忘我。横梗着一个‘我’便要为他谋安全,又要为它谋享乐,一身的学问事业都给牺牲掉,永远陷入灭顶的泥潭中。‘我’是成功的死敌,是前途的魔障。忘之哉!忘之哉!”这是他切身经验之谈,是他的心得体会,也是他的座右铭。今天重新来读它,对每一个青年,对每一个革命者,仍然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作用

经过了国家建立之初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经历了狂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洗礼,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以“一化三改造”为中心的过渡时期。周素园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工作着。他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继续奋斗、继续前进着。周素园继续注视着抗美援朝斗争,对于战争的每一进展非常关注。19537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报载柏林四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已经达成协议,由苏、美、法、英、中、南、北及其他参战而又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代表于本年4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这一重大事件(指朝鲜战争)三年多来每日都悬系在我心里。今天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我们破天荒第一次赢得的国际胜利,光荣地写上了史册。”

周素园不仅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在日记中也多处有记载。

1954年周素园积极投入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和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他准备了对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写了《宪法感想》一文在报纸上发表;参加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各种筹备工作。在参加省人代会期间,他身体不佳,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坚持着。他写道:“三四年来脑痛耳鸣,手脚颤抖这些病状一直纠缠着,但我仍努力坚持。不到万分坚持不下去时,决不退却。好在任务已接近完成了,谅不致出乖露丑吧!”会上,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到北京后,周素园草拟了在宪法草案中中国共产党应继续保持领导核心的建议。提案原文如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地位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这是日内瓦会议后世界舆论公认的事实,宪法委员会起草时尚无此事实,故不可能作如此提法),中国人民一致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领导核心,继续指导国家的政策。提案虽未被采纳,但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共产党的衷心由此可见。当会议代表一致通过宪法草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当表决通过时,大家热烈鼓掌,高呼万岁,空气都变得炙手可热的了。”后来,他又记述了:“宣布主席、副主席当选结果,全场起立欢呼拍掌之声震动屋瓦,延续至30分钟左右。这种热烈情况真是第一次看见。”“我感觉到我们几千年的传统都是依靠行政的胡闹而治理国家,共产党是自人民中来,它为人民而奋斗,并且带领着人民一道奋斗,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共同愿望的实现。不是吗?”他还观看了庆祝国庆五周年阅兵式。

归途经过武汉,他在日记中又写下了一件令他十分感动的事。他说:“到武昌车站,始知我们的包车还需等待20分钟才能来。时微雨淅沥,西风颇劲,路又不好走。不知哪位同志弄了一张椅子给我坐下。又有人说:‘周老怎能经受住这风!’我的‘不要紧’3个字还没有说出口,他们不待邀约,大伙站成一排,把我包围在中心。这一幅动人的图画将永远悬在我心目中,直到死的那一天。我何功何德,乃劳同志们爱护至此!关注至此!”北京之行所见所闻令他感慨系之,他写下了题为《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五言诗。全诗如下:

忆昔风云会,屠龙意气豪。①

坦怀拈寇盗,挥泪哭朋僚,

伟业空中幻,余生死里逃。②

不谈刘与项,颇识桀和尧。③

愁甚饥寒逼,拼将笔砚烧。④

火星燃北国,潮浪袭南朝,

另辟新天地,全开旧锁镣。⑤

斯人宁寂寞,群众得甄陶,

已见规模立,欣闻阶级消,

时来红色尚,老至白须飘。⑥

大法谘邦彦,中心指斗杓。⑦

为主真理在,得食须服劳。

注:(原注)

余参加辛亥革命,建立贵州新政权。

②亡友张石麒(自治学社的组织者)胜利后以开诚布公相号召,尽弛其警惕性,奸人刘显世乘其隙,并号召滇寇里应外合,颠覆我政府,大杀革命志士,株连蔓抄,数年未已。余间关亡命,仅以身免。

③余自此绝口不变政治,兼悟古今所谓历史只一骗局耳。

④羁旅漂泊累濒断炊,追原祸始,滋以吴梅村:“忧患方以读书始”为知言。

⑤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如日中天。北方当局以过激派唬吓老百姓,欲遮断中苏思想交流,然先觉之士已得真理而欣然接受。顽钝如余,亦从此开拓心胸,从绝望中解脱出来。

⑥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斗争中煅炼出了世界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指导整个革命过程。而在建国以来短短时间,特别显示了它卓越无比的治理长材。余以追随长征之故,也被吸收与闻政事。

⑦本次会议以制宪为第一任务。然全国人民信任毛主席、爱护毛主席,由毛主席领导起草的宪法,人民的代表是决不会持异议的。(此诗拟腹稿于途中。)

19552月,周素园被任命为贵州省副省长。眼见国家在欣欣向荣,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周素园在晚年仍然努力工作着,为祖国和人民竭尽他的力量。他对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和建议。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情况比较复杂,周素园很关心少数民族工作。早在解放初他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建议:云南之东川、昭通、宣威、镇雄,四川之叙永、古蔺、古宋,贵州之威宁、大定、织金、黔西、毕节“历史上是几家土司的采邑,经过种族斗争,土司在军事上失败了,改为许多小土目。但他们一脉相承,到今天仍保持相当的联系。我以为减租退押、反霸以及土改等工作最好由西南区统一筹划,统一实施。”贵州文史馆成立时,他提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尤望对少数民族多多留意。”他建议吴实同志处理望谟少数民族骚乱事件的意见是:“选择几个贞丰人随同带去,有助于传达一切。望谟过去一径属于贞丰的。又事件的发生虽责在干部,但对他们也不宜采取严厉态度。”

周素园给苏振华同志写信建议对工资制度进行改革。

周素园准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议,制定一个处制浪费行为的法律。

周素园看了政协贵州省委员会增补名单草案和列席名单草案后,建议增加妇女代表名额。

周素园对提高基层干部水平及地位非常重视。他在草拟对国务院《关于改革国家体制的决议(草案)》的意见时说:“行政体制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物,安顿什么在上面呢?显然基础还是基层干部。基层干部具有这样的重要性,而他们的地位苦不甚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也不一致。所谓主观主义、所谓强迫命令作风就是这样发生的。党中央强调说服教育,也就是说,批判不如鼓励,谴责不如提高。”“我建议本决议要文字上把基层干部提一提,说明改进行政体制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则依靠基层干部。”他还建议轮训干部以加强法制观点。

周素园非常关心文化教育事业。他把自己的上万册藏书捐赠给家乡的文化馆。这些书是他一生节衣缩食、精心挑选在全国各地购买的,也是他最宝贵的财产。毕节县第一中学新修校舍征用桂花桥他的旧宅,那里是他很怀念的居处。他曾写道:“回忆桂花桥陋室,在别人看去或不值一钱,而我自己已十分满意。花果蔬菜需要无缺,每一寸土地浸润着自己的汗,到眼非常悦目,入口非常快心。哪不令人留恋!”但为了扩大学校规模,他慨然同意征用。

周素园对青少年寄以无限的希望,并非常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他在庆祝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给团委写了贺词祝贺。他应亲友的请求,为他们的子女取过很多名字,这一个个名字体现了他对新生一代的期望。他给一位同志的男孩取名发科。他说:“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我国长期被封建势力的愚民政策统治着,人民智慧得不到正常发展,一切发明和发现对世界来说是不免有逊色。今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飞跃前进,希望新出生的一代迅速的为他们的长辈弥补缺陷。”他给这位同志的女儿取名慧中。他说:“在社会主义前进中,人民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尤其需要的高度的智慧,才能掌握科学,赶上和超过先进水平。一般赞美优良品质的说‘秀外慧中’,故取名慧中。”他给孙女取名自立。“在生活上希望她不依赖任何人而自立,在学问上要独立思考,要富于创造性。”他给外孙子女取名齐贤。他说:“《论语》‘见贤思齐焉’。说今天的话是见了好人好事就应联想到怎样和它看齐来提高自己,有很大进步的意思。”他见到一些荒诞低级的武打小说在社会上还在传播时,他写道:“这种小说真是胡说八道,含有毒素。我们看上去认为丑角打诨胡调,也可以解闷,但在意识不定的青年就要受他的坏影响了。我虽不知他的发行状况如何,坊间是否畅销,但听任这种小店租赁流通,也就危害不小,当建议取缔之。”当他听说省人委某些高干的孩子结成一个小偷集团,盗窃公私财物。他说:“当然都还只十三四岁,不会有严重处罚。他们的父母今后应该多分一分神呢!连我一个局外人听着也毛骨悚然的。”

1953年起,周素园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过长期思索,又参考了大量书籍,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怎样把劳动变成欲望》。19544月,他写信给苏振华同志行征求意见。他说,文章提纲已经拟好。“主要想说明劳动对人类曾起过如何的作用。劳动意义被压低了,人类就受到灾难。反过来说,只有提高劳动的意义,人类都会幸福。但因为经常多病,病后脑力往往松弛下去,不容易集中。直到今年2月,仅仅把结论部分草略写成。作为一个建议。也曾想呈给毛主席看,得自己还是没有信心,请你代我决定一下。”到了195574日至15日,他才将全文写完,题目改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点补充意见――劳动原来是人类的本能》。初稿写成后,又修改了十余天,至726日才结束。同年816日至21日,他亲自将全文抄写、校对,把标题改为《劳动原来是人类的本能》。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二十岁起学写文章,干了58年。这次的万言书也许就是我写作的终结。全部仔细校对一次,手抖颤得很。假使昨天不结束,今天将怎样能继续呢?他把文章寄给林伯渠同志,请他过目后转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但因林老病重,文章又退还了他本人。195646日,他把这篇文章寄给刘少奇同志。他在给少奇同志的信中写道:“我的文章概括来说,就是要改变人们对劳动的态度,最好先改变人们对劳动的观点。”“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还可使它(劳动第一)变成遗传的东西,本能的东西。一切资产阶级的残余,私有财产的毒素,毫无疑义根本清除了。”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他想的是如何彻底改造一切剥削阶级分子,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和如何改造好人们好逸恶劳的旧思想,以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可以看到他是呕心沥血想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周素园认真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根据党的意图,结合当时斗争的需要,他写了许多文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他写了许多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稿,他还写了不少的提案或建议,他为工作上的问题写了许多信函。这一篇篇、一字字,他都是亲自动手,自己挑选资料,拟好草稿,认真修改,自己再用颤抖的手一笔不苟的誊清。有时还要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再作多次修改才算定稿。为了写好一篇东西,他甚至废寝忘食。作为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虽然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专职秘书,但是他没有事事依赖秘书,他还自己管理电报和机密文件。虽然他是党外人士,但他处处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来处理问题。虽然有的文件他可以不置可否,但他从不只是在文件画个不明其意的圈圈,或推给业务部门了之。他处处以“尸位素餐”为鉴,认真负责地处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周素园经过长期考虑之后,他想:“自己看到快要死了,但怎样对得起人民,怎样对得起领导?自己想说的话,应该鼓起勇气说出来,也才可以说一个‘死而无憾’。于是从19561116日起,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信稿。原信摘要如下:“党从来没有外视我,保密文件一般民主人士所没有见到的,我都有阅读的机会。政治情况,我比他们了解得多一些。”“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荣誉,其赢得人心,不仅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遍检世界历史,恐怕也找不出来。”、“土地改革后,农民众几千年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由乡村反映到城市,就形成一股举国融合的、高度喜悦的大洪流,粮食统购以后,出现了轻微的抵触。”、“合作化运动,大体说是农民自愿的”、“可是一般说来,条件还不免够成熟。”有的基层干部“为了避免右倾保守,他们一股劲地冒进,遇到障碍更加上强迫命令。个别干部,他们那种主观武断,不按政策办事,几乎令人不能置信,好象是他们有意脱离群众似的。”、“我认为,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90%以上增加收入这一口号能否实现的问题。”他建议,秋收后将农业税的一部分“作为一次特别农贷,即一次无须偿还的农贷,使农民皆大欢喜。”他又说:“我知道,这建议牵动了本年预算,甚至牵动五年计划,本不应该瞎说。但古云:‘月晕知风,础润知雨。’群众情绪是可以捉摸的,动向是不难测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保证不出纰漏。”、“弥患无形的措施可能受到众的反对,但是一点雨、一点湿,我相信他是不会落空的。”他自己觉得信中提出的问题“是太大太重了。”几经修改,亲自誊清后,送给一些领导同志审阅和征求意见。这封信虽然在论证上还有不够完备的地方,但正象他自己说的“它是我自己的良心”。今天来看,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大家头脑比较热,“左”的思想路线已占主导求职信地位的时候,他的意见不仅没有得到支持和鼓励,反而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不指名的批评。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在信还没有寄,作为罢论好了。”

195792,周素园收到柴德赓教授赠送的《辛亥革命》八厚册,见到自己写的《贵州民党痛史》登载在其中。他联想到这部著作解放前不能出版的遭遇。他还说:“解放以后,我认为这些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东西,值不得提它。而同志们从另一角度出发,认为它还是有它的作用。这就得附于集体著作之末,附骥尾而名益显,或者此稿就这样流布人间也是意中事。”他的心情是很高兴的。同年91日,他读完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使他想起自己参加完长征,自己当时所做的工作,兴奋不已。他在1957911日的日记中写道:“旬日之间,所见两部有相当价值的出版物(虽然他们都属于资料类型的,还不能算是著作),都记载了我以往的‘鸿爪雪泥’,也就是说,我已成为历史人物了。自然不能占重要篇幅,也不会起主要作用,作为一个跑龙套的脚色,只此也就满足了。而且还可以借用晋悼公的话说‘孤始愿不及此,今及此,岂非天乎。’今生已有一结束,来生的转化可能不远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两次伟大革命斗争,凝结了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和汗,也融合了周素园自己的多少艰辛和悲欢,自己生前能见到这些光荣的都写入史册,他觉得非常欣慰。

周素园自觉地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贵州解放到他去世前,短短的八年时间,他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大量著作,初步统计应有30来种。其中包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等。有许多是过去阅读过,后来又认真重读的,有的不仅过去就读过,而且解放后又反复读了两三遍。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还学习了大量关于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苏共党史、中国通史、世界近代史、生理学、心理学的教科书和专著。他订阅了《世界知识》、《国际问题译丛》、《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哲学研究》、《学习译丛》及《经济译丛》等杂志。除了工作,读书看报是他每天的必修课。这也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19581123日,他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原文如下:

“阅《经济译丛》第12期:《十月革命和苏联生产力的高涨》、《工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若干问题》,过硃。阅日报载《当前整风的中心任务》《习仲勋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撰文:《论述兄弟共产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均过硃。阅《参考消息》1617日”。(引自《光明日记》卷二十三,1958123日)整篇日记都在谈学习而不涉及其他。这是周素园的绝笔。

周素园在绝望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给他指明了方向,他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黑暗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继给了他光明,他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独立自由,为祖国的兴旺发达竭尽了自己的力量。他没有提出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他说:“我没有申请加入党,因为我的缺点很显著。‘例如嗜好’,不配共产党员的称号。”但他得知子女中有的已经被吸引入党了,有的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党时,他写道:“我正告他们,一个人快死的时候,总是留恋于自己子女的前途,假使你们都奉共产党为依归,我死也瞑目了。”这是周素园对子女的唯一希望,也是他的遗嘱。

周素园同志的后事

1958123晚,周素园突患肺炎,并发高烧。经过多方精心医治和抢救均无效。195821日上午6时,他安祥地去世了,享年79岁。

周素园逝世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李维汉部长发来唁电。贵州省各级领导同志、干部、群众17000余人去凭吊和瞻仰了他的遗容。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葬礼。对他的一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崇尚简朴、严于律己的他生前万万没有料到的。

周素园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不怕艰苦、不畏强暴。勇于负责,公正廉洁。待人诚恳、直言不阿。生活严肃,律自制行。

周素园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奋好学,膺服真理。他在学习中思索,在思索中前进;在前进中学习、思索,再前进。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他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最初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又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变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最后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和革命同志。他组织上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但他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上早已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

周素园的一生经历了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斗争,正如王震同志在199110月贵州省党史研究室准备整理出版《周素园文集》时为他写的序中所说:“周素园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从‘东亚病夫’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大历史变化……周素园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历经艰难挫折,终于找到真理的一生。……周素园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从19世纪到20世纪),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清朝、中华民国、新中国)。在此期间,在贵州、西南乃至全国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他都是亲历者或亲闻者。”他既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他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八路军的高级参议,同时他还是解放了的贵州省的第一位副省长,他的一生是光荣伟大的,他的思想、他的品德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继承的。他为祖国、为人民建立的功勋是值得怀念和崇敬的。

 

参考书目:

1.  《稽勋表册底稿》,周素园著。

2.  《素园文存》,周素园著。

3.  《素园书牍》,周素园著。

4.  《周素园自传》,周素园著。

5.  《自传·身世述略》,周素园著。

6.  《光明日记》,周素园著。

7.  《待尽日记》,周素园著。

8.  肖克著《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载《现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9.  顾隆刚《周素园参加红军长征后思想的演变》,载《贵州史学》1986年第1期。

10.    孙渡《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2

11.    《邓止戈同志谈红军在毕节及抗日救国军等情况》,载《红军在黔西北》

12.    《毛泽东书信选集》。

13.    《周素园文集》,贵州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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